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熠熠生輝的東方之星


二○○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在尋找故鄉的憂鬱靈魂過程中，發現了文化衝突與重疊的新象徵」


奠定國際文壇地位之作


《我的名字叫紅》多視點書寫原點

一九九二年作者以本小說為藍本，完成《Gizli Yuz（隱蔽的臉）》的電影劇本，並於土耳其金橙國際電影節（土國最大的電影節）獲得最佳電影劇本獎。


一九九五年，法文版獲得「法蘭西文化獎」（Prix France Culture）。

這是一本虛實難辨、猶如阿拉伯幾何圖案般繁複的偵探小說


也是一本講述伊斯坦堡神秘過去與現代身世的城市物語


更是一本在書寫與身分認同間擺盪的作者自傳

卡利普是伊斯坦堡執業的律師，某天下班回家，迎接他的只有妻子魯雅留下的告別字條，接著他發現魯雅的哥哥耶拉也失蹤了。魯雅是個偵探小說迷，耶拉則是知名的報紙專欄記者，兩人是同父異母的兄妹。於是卡利普開始有如偵探般展開對兩人的搜尋。他潛入耶拉的公寓，偽裝成耶拉，住進他的房間、接他的電話、穿他的衣服，甚至代筆寫他的專欄。因為卡利普認為，唯有對耶拉的想法與生活瞭如指掌，才能找到心愛的妻子與耶拉……

藉由說故事來建立自身的身分認同是此書的一大主題，因此除了此書本身的故事之外，作者還藉由各個角色之口陳述了許多故事中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又牽涉到土耳其過去身為鄂圖曼帝國的歷史，以及當今依斯坦堡的現況，進而探討土耳其面臨外來文化衝擊的文化認同問題。

「我永遠無法說服妳為什麼我相信一個沒有英雄的世界


我永遠無法說服妳為什麼那些創造出英雄的可悲作家們自己不是英雄


我永遠無法說服妳妳必須要滿足於一個平凡的生活


我永遠無法說服妳在那平凡的生活之中，我必須擁有一個位置……


然而，我直覺相信，等我們到了七十三歲，當魯雅不再有條件盼望另一種生活的時候，她終將會愛我。」

歷史記憶與文字之謎的匯通，大概是帕慕克最為可觀的面向，……他讓《黑暗之書》的每一個章節、段落都充滿了文字謎題與神妙解答。──清大教授 廖炳惠

帕慕克的《黑色之書》和高行健的《靈山》形式上有相似之處。兩位作家皆運用兩個角色來敘述一種無上的追求。……《黑色之書》是一部有凶殺案而不指明出凶手是誰的偵探小說，而大方的作者讓讀者用自己的推理能力發現凶手。── 漢學家 馬悅然

帕慕克的作品一向擅長揉和歷史素材和現代文化元素，交織出一片綺思炫然的精神追尋內容，在他龐大迷人的?述體系下，不斷撞擊一個人最內在的情感和思考，沉重如鐵，回聲鏗然。──作家 蔡素芬

作者簡介

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

一九五二年出生於伊斯坦堡，就讀伊斯坦堡科技大學建築系，伊斯坦堡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並曾在紐約客居三年。自一九七四開始創作生涯，至今從未間斷。

帕慕克在一個文學家庭中成長，他的祖父在凱莫爾時代建造國有鐵路累積的財富，讓他父親可以盡情沉盡在文學的天地間，成為一位土耳其的法文詩翻譯家。

生長於文化交融的之地，養成他不對任何問題預設立場，一如他的學習過程；他在七歲與二十一歲時兩度考慮成為一位畫家，並試著模仿鄂圖曼伊斯蘭的細密畫。他曾經在紐約生活三年，只為了在如同伊斯坦堡般文化交匯的西方城市漫步街頭。他數度在伊斯坦堡科技大學建築系唸書，卻在伊斯坦堡大學新聞研究所畢業。

約翰．厄普戴克將他與普魯斯特相提並論，而他的歷史小說被被認為與湯瑪斯．曼的小說一樣富涵音樂性；除此，他也常被書評家拿來跟卡爾維諾、安貝托．艾可以及尤瑟娜(Marguerite Yoursenar，法蘭西學院第一位女院士，作品《哈德里安的回憶》等。)等傑出名家相評比，他自己也說他非常喜歡尤瑟娜，她的傑出散文所呈現的調性與語言都是帕慕克所運用的特質。

第一章卡利普第一次見到魯雅

不要引用題詞；它們只會殺死作品中的神祕！──阿德利
儘管殺死神祕；殺死倡導神祕的假先知！──巴赫替

魯雅在甜蜜而溫暖的黑暗中趴著熟睡，背上蓋一條藍格子棉被，棉被凹凸不平地鋪滿整張床，形成陰暗的山谷和柔軟的藍色山丘。冬日清晨最早的聲響穿透了房間：間歇駛過的輪車和老舊公車；與糕餅師傅合夥的豆奶師傅，把他的銅罐往人行道上猛敲；共乘小巴站牌前的尖銳哨音。鉛灰色的冬日晨光從深藍色的窗簾滲入房裡。卡利普睡眼惺忪地端詳妻子露出棉柀外的臉孔：魯雅的下巴陷入羽毛枕裡。她微彎的眉毛帶有某種如夢似幻的感覺，讓他禁不住好奇，她的腦袋裡面此刻正上演著何種美妙的事件。「記憶，」耶拉曾經在他的一篇專欄中寫道，「是座花園。」當時卡利普就曾想到：魯雅的花園，夢境的花園。別想，別想！如果你想，你一定會醋勁大發。然而，卡利普一面研究他妻子的眉毛，一面忍不住繼續想。

他想要進入魯雅安穩睡眠中的幽閉花園，探遍裡頭的每一棵柳樹、刺槐、和攀藤玫瑰，或者尷尬地撞見一些面孔：你也在這裡？呃，那麼，你好！除了他預期中的不愉快回憶之外，帶著好奇與痛苦，發現一些意料外的男性身影：不好意思，老兄，可是你究竟是在何時何地遇見我太太的？怎麼，三年前在你家；阿拉丁店裡賣的外國雜誌中的圖片；你們兩個一起上課的中學裡；你們兩個人站著手牽手的電影院休息區裡……不，不，或許魯雅的腦袋沒這麼擁擠也沒這麼殘酷。或許，在她陰暗的記憶花園中，唯一一塊陽光普照的角落裡，魯雅和卡利普很可能正要出發去划船。

魯雅一家人搬回伊斯坦堡後幾個月，卡利普和魯雅都染上了腮腺炎。那陣子，卡利普的母親和魯雅的美麗母親蘇珊伯母，會分別或相偕牽著卡利普和魯雅，帶他們搭乘公車，搖搖晃晃駛過碎石路，到比貝或塔拉巴耶坐小船。那個年代，可怕的是細菌而不是藥物，人們相信博斯普魯斯海峽的乾淨空氣可以治療腮腺炎。早晨，水面平靜，白色的划艇，划船的總是同一個友善的船伕。母親或伯母總是坐在船尾，魯雅和卡利普則併肩坐在船首，躲在背部隨著划漿的動作忽高忽低的船伕身後。他們伸出同樣細瘦的腳踝和腳丫子，浸在水裡，下方的海水緩緩流過──海草、柴油引擎漏油所反射出的彩虹、半透明的鵝卵石、以及幾張仍然清晰可讀的報紙，他們在報紙上搜尋耶拉的專欄。